崩塌来得比玛丽娜预想的快。她以为至少还能再撑一个月，但新闻比她的直觉更快。
赵总消失后的第三天，她在厨房煮面。水开了，她刚要把面条放进去的时候，松江电视台的午间新闻切了一条短讯。她拿着筷子的手停在锅上方。水在沸腾，蒸汽模糊了电视屏幕的一角，她没有去擦。
「松江市金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因资不抵债，今日正式进入破产清算程序。法定代表人赵永昌被债权人起诉，名下资产全部冻结。」
画面里赵总被记者围堵在公司门口。他穿着三天前离开江畔花园时那件深灰色大衣，领口没有翻好——他以前从来不会让领口翻不好。闪光灯打在他脸上，他的脸是灰的，不是比喻，是真的一层灰败的颜色盖在皮肤上。嘴唇干裂，嘴角有白色的皮翘起来。他被两个穿黑色西装的保镖推进一辆黑色轿车，有一个记者把话筒从车窗缝隙塞了进去，赵总的手抬起来挡了一下那个话筒。那个动作不像一个身家过亿的房地产老板在格挡记者的追问，像一条巷子里被人堵住的人本能地抬手护住头。
新闻只有四十五秒。播完之后切到了天气预报，主持人笑着说松江明天晴转多云，气温三到十二度。玛丽娜关掉了电视。锅里的面条还握在她手里，她没有放进去，也没有放回原处，就那样拿着那把干面条站在厨房里站了很久。她把火关了，面条放回柜子里。她没有胃口了。
她拿起手机打赵总的电话。关机。她又打了一遍，还是关机。她把通讯录翻到「赵永昌」的名字，拇指悬停在删除键上，停了五秒。然后她把手机锁屏放回了口袋。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删——可能是因为那是她手机里唯一一个不需要在前面加任何标签的名字。不是「王姐」不是「孙科长」不是「周处长」不是「客人甲」。就是「赵永昌」。三个字，没有前缀，没有备注。她认识一个叫赵永昌的人。即使这个人已经消失了，这个事实还在她的通讯录里。
她在沙发上坐了一个小时。然后穿上外套出了门。
她坐了四十分钟公交车去开发区。以前她都是坐赵总的车去那里，从来不用记路。坐在公交车靠窗的位置上，看着窗外的街景从另一个高度滑过——以前她从赵总的副驾上看这条街，现在她从一个更高的窗口看。公交车在一站停下的时候上来两个戴着安全帽的工人，身上的水泥灰蹭在拉环上。她看着他们的手——粗大的指节，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。跟赵总的手不一样。跟孙科长的手不一样。跟林副局长的手也不一样。
金帝集团的总部到了。一栋十二层的写字楼，外墙贴着深蓝色玻璃幕墙。楼顶那四个镀金大字还在——新闻里说拆，但还没来得及拆完，只剩下「金帝」两个字悬在空中，「集团」已经落地了，被吊车吊着慢慢放下来。
楼下围满了人。讨薪的工人举着横幅堵在大门口。横幅是白布的，上面用红油漆写着「还我血汗钱」，油漆顺着白布往下淌，在布的下缘聚成一排暗红色的斑点。一个头上还戴着黄色安全帽的工人对着摄像机镜头说：「干了半年，一分工钱没拿到。家里孩子等着交学费，老婆在老家种地，一年收入不够还这半年的债。」他的声音不大。那种不大比大声喊更让人难受。因为大声喊的人还有力气，这个人的力气已经用完了。
银行的催收人员站在另一侧。穿着深色西装，手里拿着文件夹，在跟一个律师说话。他们站在台阶上，工人站在台阶下，中间有一道看不见的分界线。保安站在门口，双手背在身后，不知道该拦谁。
玛丽娜站在马路对面的一棵梧桐树下。她到的时候楼顶还有两个字，她走的时候两个字都没了。工人坐着吊篮升到楼顶，用电焊枪把镀金字从钢架上切割下来。第一个字落下来的时候发出了一声沉闷的金属撞击声，砸在水泥地上弹了一下，镀金表面被刮出一道白色的划痕。第二个字被吊车吊着在半空中摇摇晃晃地放下来，晨光照在金面上反射出一道光，一闪而过，像那栋楼闭了一下眼睛。她站在那里看了全程，风从江面上吹过来，吹得她大衣下摆翻起来，她没有拢。
她回到公寓的时候天已经黑了。没有开灯，直接走进卧室，从床垫下面摸出第一个信封，把四千七百块倒在床上。打开衣柜夹层，从靴筒里拿出第二个信封，倒出两千一百块。走进卫生间，把马桶水箱盖子翻开，取出保鲜膜包着的第三个信封——拆保鲜膜的时候手指有点发抖。不是冷的。她怕水汽渗进去把她的钱浸湿了。没有，保鲜膜封得很好，一千六百块干燥的，带着一股塑料味。她把三堆钱拿到客厅放在茶几上，排成三行，然后在黑暗中借着窗外的路灯光看着它们。又从枕头套里摸出赵总给的银行卡，放在三堆钱的中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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